1939年4月9日，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内正上映着一部热度极高的英国影片《贡格丁大血战》，这一场电影的放映成为了当时众多影迷关注的焦点。电影放映时间定在傍晚，而那个时期观看电影尚属奢侈之举，因此，前来观影的多为当地的富豪和社会名流，普通百姓是极少能够进入影院的。影片刚开始放映时，口碑便迅速传开，观众们纷纷前来观看，影院周围的街道上停满了各式豪车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大约下午5点左右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大光明电影院，并停在了西北角的一块空地上。车内走出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，步伐沉稳，周围的行人纷纷回头看向他。天津的很多人都对他十分熟悉，但并没有人对他抱有好感——他便是程锡庚，时任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的经理，也是当时众多汉奸中的一位。他深得日军青睐，利用其职务为日本侵略者效力，成为了天津人民口中的“卖国贼”。

程锡庚虽然身为汉奸，却对电影情有独钟。当日，他与妻子一同走进电影院，找到了自己预定的座位，坐下后便专心致志地准备观看这部影片。尽管他被眼前的剧情所吸引，未曾注意到，距离他入座约一个小时后，几名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也悄然走进了影院。

这些年轻人并非普通观众，而是著名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，他们曾在天津和北京一带展开了多次针对汉奸的刺杀行动，尤其是以刺杀王竹林一案声名鹊起。程锡庚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，早已列入了要除掉的黑名单。对于程锡庚这样的大汉奸，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是视若仇敌，誓要为民除害。然而，程锡庚并非简单人物，他身边常有数名保镖随行，且十分警觉，这无疑给杀奸团的成员们增加了很大的挑战。

程锡庚的背景不容小觑。他出生于江苏镇江，曾在南京江南高等学校深造，随后进入海军部工作，并获得了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机会。回国后，他逐步在外交界崭露头角，曾担任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等职务，事业蒸蒸日上。人们普遍认为，程锡庚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到来，他选择背弃了国家的利益，成为了日军的忠实走狗。

1940年7月7日以后，日本侵略者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。日本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器，但资源匮乏的本质弱点让他们不得不采取“以战养战”的策略，掠夺占领区的资源以供继续作战。于是，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“中国联合准备银行”，强行推行伪“联银券”政策，掠夺法币和资源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统治。

程锡庚正是参与这项金融侵略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他作为“华北联合准备银行”天津支行的经理，负责强迫商人和民众用法币兑换伪币，为日军提供所需的资金和物资。期间，他不择手段，给无数抗日志士带来了深重的苦难，成为了大家公认的“罪人”。因此，当抗日杀奸团的团长曾澈收到来自重庆方面的电报，列出了程锡庚等汉奸的名字时，杀奸团成员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

尽管任务艰巨，尤其是在英租界内无法直接动手的情况下，杀奸团的成员们依然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，寻找到了突破口。据情报，程锡庚近期可能会去电影院看电影，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经过反复排查，他们终于确定程锡庚将要前往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《贡格丁大血战》。

随着程锡庚进入影院后，杀奸团的成员们紧密跟随。电影中途休息时，祝宗梁等人采取了巧妙的手段，通过放映员在屏幕上投放“程经理外找”的字样，成功让程锡庚站了起来，而他的妻子出言阻止，使得程锡庚最终坐了下来。借此机会，祝宗梁等人确定了目标的身份。

接下来的行动充满了紧张与危险。祝宗梁没有立即动手，而是观察了一会儿电影，尽量保持冷静。当电影再次开始时，他突然掏出手枪，近距离向程锡庚射击，四枪精准命中程锡庚的头部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观众纷纷逃离，尖叫声四起，而祝宗梁则迅速混入人群，借机逃出影院。

尽管程锡庚的保镖紧追不舍，但祝宗梁等人凭借着机敏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，成功突破了重重围堵。最终，他们在混乱中成功逃脱，而程锡庚则当场死亡。消息一经传出，天津各大报纸纷纷报道，程锡庚的死亡成为了全国抗日力量的一大胜利。

然而，随着程锡庚被刺杀的消息传开，日本宪兵队和英方展开了多轮大规模的搜捕行动。尽管他们最终没有抓到祝宗梁等人，但这场搜捕行动让日军和英方发生了剧烈冲突，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波动。

事件过后，祝宗梁等人被重庆方面邀请前往接受接见。最初，他们以为此次赴重庆是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行动，但事实却远非如此。重庆方面希望他们能主动自首，以便救出在天津被误捕的军统人员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，祝宗梁等人最终得知了真相，而戴笠和蒋介石的亲自接见，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政治考量。